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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个非常热爱电影的的人，我四肢高举赞成推行分级制，这样可写的电影会更多样，对我个人的利益绝对是有利的。
但是，我今天要写的不是分级倡议书，此文的目的是让大家明白：为什么中国“没有”分级制，里面不存在什么阴谋论，而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，如果你非坚持认为我是在为广电洗地当舔狗，那就别浪费时间读了，请继续保持愤怒。
现代意义上的分级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才确立，在这之前都是内容审查制，从审查到分级是一次大的思路跳转。
审查制：什么不能写、不能拍、不能放，强调的是“禁止”。 分级制：什么内容可以给什么人群看，强调的是“区分”。
最早也是影响力最大的电影审查指导文件，是美国1930年颁布的《海斯法典》（Hays Code）。
“法典”二字让人感觉条目很厚实，其实它只有12条，涉及到台词、动作、宗教、性态度等方面，我摘一段关于“性”的：
性：出于对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的关注，必须慎重对待三角恋爱……不能使观众对婚姻制度产生反感。（1）决不可把不纯洁的爱情描绘成诱人和美丽的；（2）它不能成为喜剧或笑剧的题材；（3）决不可由此唤起观众的情欲或病态的好奇心；（4）决不可给人以正当的和可接受的印象；（5）总的来说，在表现方法和方式上决不可细致入微。
这还属于比较详细的，第4条更简洁，就俩字：淫秽。
具体怎么算淫秽，由审查人员的经验把握，曾经有位大法官说：“我无法告诉你淫秽的定义，但你如果给我一张照片，我就能告诉你它是不是淫秽”。
除了性限制，最多的就是关于宗教的，“不能渎神”是重要原则。 《海斯法典》实行了30多年，好莱坞的大导演们无时无刻不在跟禁令做斗争，任何规定都存在灰色地带，那就打擦边球，比方说未婚男女不能同床，那就写个他们被拷在一起的剧情，不是我让他们睡的，是没办法啊！以此来逃避审查。
但《海斯法典》并没有扼杀电影，事实上30到60年代正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，诞生了无数经典，比如《卡萨布兰卡》，就因为有限制，瑞克与伊尔莎才没有终成眷属（伊尔莎已订婚算有夫之妇），但这个不完美结局反而成就了伟大的爱情电影。 你看，镣铐与创作的关系，就是这么复杂。 
到六十年代末，《海斯法典》才演变成分级制，各国其实也都差不多，指导精神就是“什么年龄看什么内容”，下面以美国为例，给大家放张图： 
从“G”到“NC17”，内容口味越来越重，受众限制越来越大，这套制度要实行，需要两个先决条件。
一、法律意识必须充足，从院线管理人员到观众，都要自觉遵守，这样执行的成本才会足够低。（偶有越界的也能及时纠错） 二、认为电影是一种纯粹的商品，不同人群看不同的电影，跟不同身材的人选不同尺码的衣服，没有本质区别。
而恰恰是这两点，我们暂时一条都不具备。
从小到大，中国人都是习惯买张票就可以进场看电影，我记得小学的时候，附近的电影院在放张艺谋的《菊豆》，海报那叫一个诱惑，门口的检票员虽然原则上是不让未成年人进，但并没有挡住少年们的观影热情。（总有办法混进去）
有同学可能问，那进门挨个查身份证不行么？理论上可以，但操作困难重重，需要时间与人员成本，影院是没有这个动力的，他们巴不得越多人进场越好，再就是没法鉴别身份，比如有部限制级电影，少年们找了个成人带着，就说是我爹，你还能翻人家户口簿么？ 但以上这些还属于程序限制，如果想克服，无非是加大投入成本，分级制最大的障碍是第二条，请铭记下面这三句话： 在中国，电影不是纯粹的商品。 在中国，电影不是纯粹的商品。 在中国，电影不是纯粹的商品。 不纯是商品，那它是什么呢？ 只说电影有点小，应该这么说，电影、小说、诗歌、散文，本质上都是文艺作品，在中国，文艺作品从来都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，这不是谁规定的，而是千百年积淀而成的传统。 比较早的文艺作品应该算是《诗经》了，其实原来并没有那个“经”字，就是三百多首诗的合集，孔子有没有参与增删现在没有定论，但这个传闻就有“儒家钦定”的意味。 直到西汉，有很多学者去注释《诗三百》（如最著名的“毛诗”），它才变成了“经”，加这个字可不得了，《诗》不再只是民间抒情小调，而成了所谓的“王官学”，”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都有微言大义，“经”在古代中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。 
中国历史上没有“艺术家”这个称呼，吟诗作对是士大夫们的兴趣，李白、杜甫可不觉得会写诗有什么了不起，顶多就是个上”热搜“的工具，引起同僚或君王的注意，他们心中的最高逼格是：政治理想，边关杀敌或者致君尧舜，而绝不是写诗。 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，这两句诗之所以被后世无脑狂吹，不在于杜甫多会描写风景，而是其中充塞的“壮志未酬”之气，这个“志”才是核心。 当然，也有人搞纯艺术，不要那套治国平天下的东西，但正统就会觉得你不对劲，竹林七贤是非主流杀马特，宋徽宗字写的是真好、李后主词写得是真妙，但在儒家的评价体系里总要加上一句“丢了社稷”，至于南朝宫体诗这种，直接被斥为靡靡之音。 有同学可能会问，这尼玛不就是虚伪嘛，确实，你可以将之看成一种“违反人性”，按现代评价标准，凭什么儿女情长就比家国天下低一等？ 但你要知道，儒家，本身就是一种规诫“人性”的文化，先贤们知道人性是复杂的，喜欢食与色、好逸恶劳、能躺着不站着，崩溃才是常态，而奋进是一种“反人性”，这好像跟第二热力学定律有点像。 所以，儒家意识形态的层面，永远宣扬“向上的”、“积极的”、“入世”的东西，颓废、消极、苦闷、弃世，你当然可以创作，但主流思想不会支持，“正能量”不是什么新词儿，古已有之，只是换了个叫法。 
好，我们再回到电影。 作为一种影响力广泛的大众媒介，它有一种“国家背书”的潜台词，也就是说，能在电影院里放映的东西，老百姓都默认是国家认可的。 这就又牵扯到一个政府职能问题，西方观众觉得政府只是个超市管理员，你把货理好，我选什么商品跟你没关系，而中国政府则是个家长，把黄色杂志放到未成年人看的到的地方，就是你的失职！ 一个是有限责任，一个是无限责任，这次疫情大家也能看的很清楚，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不同。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分级制度了吧，一旦有了分级，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就会失控，国家层面不允许过分的血腥、暴力、色情或政治异见进入电影院，这不光是个价值判断，也是个态度立场。 真要是哪个未成年人走上邪路，就非说是受到影院里电影的诱导，家长赖到政府，谁能说得清楚？ 再往深了说，分级是对“大一统”的挑战，这是中国历代王朝特别忌讳的东西，现在只是延续下来而已。 但我要提醒大家，“大一统”是个中性词，它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，艺术家们肯定不喜欢被“一统”管束，但当下中国的高速发展，“大一统”的共识功不可没。
最积极呼吁电影分级的，也恰恰是导演、编剧群体，因为他们是创作者，自然希望无需担责任的想怎么拍就怎么拍，你没听说过哪个电影公司强烈要求分级吧，他们恨不得导演只拍G级合家欢，能买票的受众越多才越赚钱啊！ 这里我多说一句，有同学说只要实行分级制，中国电影的票房立马翻倍，这就是瞎说了，在好莱坞，一部电影被打上R级的分类，票房预期至少低三成，这意味着把最愿意买票看电影的青少年群体挡在门外，分级跟电影票房没有必然联系。 以上我聊的是意识形态层面，还有一笔经济账。 中国电影去年的总票房是600多亿人民币，已经算是除北美之外的全球第二大市场，但600亿是个什么概念呢？我简单比较一下。 2019年阿里巴巴的全年营收是3768亿人民币，是整个电影行业营收的6倍，如果把中国电影作为一家公司看待，600亿的营收刚好能排到中国的第300位，第299位是盘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。 这意味着，电影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，非常非常有限。 但电影的舆论影响力又很大，为了一个营收这么点儿的行业，把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开放，决策者们不愿冒这个险，哪怕分级能带来3成的票房增益，也不会轻易尝试。 我知道有的同学看到这儿开始愤怒了，凭什么电影地位这么低！我们要创作自由，我们要看多种多样的中国电影！
这也是我个人的呼声，但有个让人悲伤的消息，绝大部分的观众，并不在乎分不分级，看电影只是许多娱乐的一种，不比看电视剧与打游戏更高级，再说不分级也没耽误电影市场突飞猛进，主管部门更是没有向前走的动力了。 我个人认为分级制会有，但短时间内无法解决，咱国家现在的主要任务还是闷头奔经济，顾不上电影这个小领域。 我说的已经算挺客观吧，如果这样还被喷，那哥只能骂脏话了，下次有朋友向你发出类似疑问，请把这篇文章转给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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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1-3-24 16:06:15